长治“非遗”保护任重而道远
作者:管理员 日期:2017-8-30 【正文字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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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炎帝”被抢走了。“女娲”、“后羿”、“精卫”会留下吗?惟有“黎襄风情”,别人抢不走。即便抢走,和亲,同床异梦;偷走人,偷不走心。最有可能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四大神话只留下半个
长治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。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。一直以来,长治人都认为“炎帝农耕、精卫填海、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”四大神话均发端于此,长治也因此在很早以前就被誉为“中国神话之乡”。然而,放眼长治之外,形势不容乐观,四大神话遭遇四面楚歌。
早在2006年,湖南省炎陵县和陕西省黄陵县申报的“炎帝陵祭典”和“黄帝陵祭典”,就同时双双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7年10月,以炎、黄二帝圣陵命名的炎陵县和黄陵县缔结为友好县,成为炎黄祭典一南一北两个地标性的节庆。之后,炎陵县不断造势,把“炎帝陵祭典”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,祭祀方式包括文祭、物祭、火祭、乐祭、龙祭,提升为一个涵盖音乐、舞蹈、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,从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即便这样,仍然还有竞争者。湖北省随州市认为随州才是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,该市在著名的九列山第七列上塑造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炎帝石像。石像以美籍华人周共、王德樵花重金从美国华岗博物馆买来的炎帝神农画像作为蓝本,底座边长56尺,意为中国56个民族;高度为42.6尺,意为炎帝神农诞生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。立像高为95尺,意为九五之尊。同时修建了占地6600平方米的炎帝神农大殿。湖北省政府心甘情愿做推手,积极成立省级炎黄文化研究会,把“炎帝神农故里谒祖祭典”列为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每年举办“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暨拜祖大典”,并连续多年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“炎帝”被抢走了。“女娲”、“后羿”、“精卫”的命运呢?
2006年,河南省济源市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,明确告诉世人“女娲补天”的传说发生在该市王屋山国家地质公园小沟背景区,济源请来的一部分国家级专家学者“明目张胆”为济源背书,把遍布小沟背的五色砾石说成是当年女娲补天留下的遗物。此举,一时惊动国人。之后,陕西骊山、山东青州、四川雅安等纷纷加入寻踪女娲、鉴定遗址、学术研讨的行列,隔空喊话,连连发问,声称女娲补天的传说发生在他们那里。四川省甚至先发制人,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便把雅安市“女娲补天”美丽传说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2007年,南京汤山、河南新密先后宣称“后羿射日”的神话传说发生在他们那里,当地省级人民政府遥相呼应,很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并成立专门机构,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特别是南京汤山镇,借势造势,借梯上楼的“南方做派”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该镇先后在香港、澳门、新马泰等地“搭文化台,念旅游经”,宣称“后羿射日”射下的9个太阳全部掉在汤山,从而形成汤山四季温泉喷涌。沿海城市以及临近我国南方的一些外国城市居然相信了汤山的“鬼话”,“喷泉式”包车、租车、自驾游,涌进汤山泡“太阳浴”。汤山因此而出名,成为全国四大温泉疗养区之一。
2008年,晋城、长治“兄弟俩”开始旷日弥久的“精卫填海”之争。9月23日,晋城市人民政府公布了该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由高平市文化馆申报的“精卫填海神话”赫然其中。此消息一经媒体刊发,立即引发长治哗然。不久,长治即有人义愤填膺在互联网长治吧发帖声讨。长治网友指责晋城市此举是“移花接木的文化侵略”,是“对历史的公然歪曲”,进而指责本地“相关部门不作为,导致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”。之后数月,类似观点的跟帖层出不穷,该话题在长治吧被长期置顶,炙手可热。由于参与者众多,这场争议甚至出现向学术研究层面延展的态势。网民中还有人尝试论证,传说中的精卫之父神农氏抵达晋东南后,究竟是先到长治的长子县,还是先到晋城的高平市;“精卫填海”究竟发生在神农氏羊头山尝百草之前,还是之后……
相较长治人的群情激昂,晋城一方显得平静许多,但也不乏在长治吧跟帖反驳者,争论的焦点渐渐聚集在神话传说“发生地”与归属权之间的关系、发鸠山的确切位置及两市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等等。晋城一方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:精卫填海故事中提到发鸠山,并不证明只有发鸠山的人才有资格讲这个神话。神话传说本身就无从考证,并且从古至今行政区划几经变迁,长治、晋城本来就是一家,所以一山之隔的长治长子县和晋城高平市都有权申报,都可参与保护,关键看谁利用、开发得更好。
接下来的“申遗”不次于当年晋东南地委撤销时的动荡,“太行山”再一次被晋东南的后人“撕破脸”残忍撕裂。2009年5月11日,山西省政府出来“和稀泥”: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,“精卫填海”神话传说责任保护单位为长治市长子文化馆和晋城市高平文化馆。
至此,长治四大神话只留下半个。
一场曾从网络蔓延至现实的长治、晋城“精卫填海”归属之争,终于尘埃落定。但是,作为一个两地非遗之争的个案,由此引发的思考,却并未因此失去延续的必要和价值。
流失的仅仅是神话吗?
相较于长治神话来说,“上党八音会”丢得最早。
2006年5月,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,上党八音会的保护单位是晋城市。时隔近两年后,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,我市长子县方才获准成为该项目的“扩展保护”单位。
尽管晋城、长治一前一后都成为“上党八音会”的保护单位,但因为晋城是“保护”,长治是“扩展保护”,所以,人家好像是正宫娘娘,我们好像是西宫娘娘,我们的话语权一下子变弱了很多。
其实,“上党八音会”最早发轫于长治,由上党乐户演变而来。我国乐户文化发源于商朝,在《周礼》一书中有明确记载,上党乐户文化兴盛于北魏时期,当初称为“细家伙”,先是为宫廷官府祭祀、礼仪和民间婚丧嫁娶等助兴演奏,后逐渐上升为一门艺术。
谈到上党八音会就不得不说长治市上东街八音会。1955年初,长治市文化馆经过对多家“细家伙”进行筛选,决定指派“上东街细家伙”去参加全省调演。去太原就得有个招幌,“细家伙”似乎叫不出口。于是,掌门人陈富有给“上东街细家伙”起了个洋名字叫“上东街八音会”,在照相馆照集体相时,他还专门把唢呐、管子、笛子、笙、梆子、云锣、铜器、鼓八种乐器摆在旁边,并在相片上注明“上东街八音会1955年2月5日留念”。时隔十天,“上东街八音会”代表长治参加了“山西省第二次民间艺术观摩大会”,从此“八音会”这三个字成为山西的一个音乐符号。后来,陈富有在长治各县坐场子教徒弟都用得是“八音会”这个音乐符号。如:“长治县东苗、西苗八音会”、“壶关县西王庄八音会”、“襄垣县圪佬凹八音会”、“平顺县东五马八音会”等等,甚至陈富有的徒弟教徒弟也称“某某八音会”。“八音会”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音乐符号,后来被官方借用产生了“上党八音会”这个新名词。
正是源于这样的情结,一提“上党八音会”,长治人毫无疑问会认为那说的就是长治。结果晋城抢注“上党八音会”,令相当多的长治人至今出气不顺。
不过,申报成功后,晋城的后续工作做得很扎实,上党八音会的普及程度远远走在长治前面,不仅连续10多年举办八音会擂台赛,群艺馆的八音会还被文化部抽调赴京表演。
不仅是神话,也不仅仅是“上党八音会”,我市近年来流失的人文还有很多。比如,“微子”被商丘市列为非遗,“箕子”被鹤壁市申报,“比干祭奠仪式”被列为河南省“非遗”保护名录,“石勒”被榆社考证认祖归宗,“法显”被临汾、青岛抢注登录,“傩戏”被河北吴桥列为保留艺术等等,的确令人痛心。究其原因,一方面是我们挖掘得不够,宣传得不够,保护得不够;另一方面,恐怕这些文化元素“唯一性、排他性”不够也是“被抢”的硬伤。
相较于以上这些上党文化元素,“黎襄风情”值得大树特树(详见上党晚报11月21日《“黎襄风情”或可打造“东方狂欢节”》一文)。国际级非遗无非三大标准:一是唯一性,即世界独有;二是国际性,即国际视野的文化体验;三是长效性,即非遗文化的外在承载体是核心生产力旅游产业。这三点,“黎襄风情”占一即可占三。“黎襄风情”全世界独一无二,且不可复制,无法克隆。如果深度挖掘,打造成“东方狂欢节”后,后两点即可实现。这,也是长治唯一可能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。建议特别重视之。
“非遗”保护任重而道远
长治市拥有众多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“非遗”项目。近年来,有关部门对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扶持和奖励,国家级、省级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在逐年增加。目前,全市已有潞安大鼓、民间社火、上党梆子等10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山西省级“非遗”项目达30多个,市级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100多人。明年2月下旬,我市还将公布第二批长治市级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。
记者了解到,目前在我市已经入选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非遗名录中,有近七成未注册“中文·CN”域名,处于“待嫁”状态。如果这些域名再被别人抢注,恐怕赎回很难。2005年,韩国端午祭“申遗”成功,国人曾一度群情激昂。其实更群情悲愤的是: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市为了从一位韩国人手里买回“端午节·CN”的中文域名,竟然花了3万美元。
眼下,维护一个域名每年费用也不过300元,这个数字相比于域名的作用和赎回的价格来说,实在是微乎其微的。如果一个个“非遗”被“抢走”,而留下的一个个“非遗”域名又被别人“抢注”,那么将来我们的经济损失将无法估算。因为每一个域名再想“赎”回来都可能是天价,我市几百个域名的“炒价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保护长治“非遗”项目,任重而道远。目前“非遗”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是:第一,一些依靠口口相传方式加以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,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,大量有历史、有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。第二,重申报、轻保护;重开发、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,存在商业化倾向,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,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。第三,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、整理、建档、展示等工作相对薄弱,专项资金和人员不足普遍存在。有的地方借保护的名义,进行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,更具有危害性。
当前可以做的,一是从历史传承的角度,立足学术支撑,着眼对我市“非遗”项目来一次普查,对可能影响山西、影响中国的项目予以论证;二是从地方保护的角度(“非遗”需要地方保护),增强居安思危意识,着力申报省级、国家层面的“非遗”项目,防止一次次被外地“抢注”;三是从技术保护的角度,主动顺应互联网的开放性,着手商标注册、域名注册,避免囊中之物,天价难赎。当然,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,因受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,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如果传统文化不能融入现代生活,最终只能放进博物馆里供人凭吊,而新兴的网络传播技术将来可能成为“活态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,这是最佳途径之一,也是“非遗”发展的方向。
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。对祖先创造的文化遗存心存敬畏,尊重历史,尊重事实,多几分文化包容心,多几分对社会对后人的责任心,无疑更能接近保护传承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正道。